《口述史读本》读后感(一)：推荐
本书编者熟悉口述史学的方法和路径，同时亲身实践口述历史研究的全部过程，并且深有体悟。此书虽然是选编的读本，但是处处流露出编者的精心布局。每篇前面的按语导读也多有闪光之处，表现了编者对口述史学发展的准确把握。此书是初入口述史的学生或者研究者的不错手边书。值得购买。
《口述史读本》读后感(二)：口述史更加生动鲜活
买《口述史读本》的原因是，相关内容的书籍贯实在少，有的已经绝版。正如书中提到三点口述史需要存在的原因 —— 许多历史对话已不限于书面，口述史是日常生活的社会史，是文字出现前的社会。我以为，口述史是通过个人回忆重新构建的社会历史。说白了，每一个你从身边人听来的故事，都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比起官史，口述史更加生动鲜活。我其实想了解一些口述访谈的技巧。但这本书更加关注基本理论，甚至在探讨口述史的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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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读本》读后感(三)：第一人称说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专门开辟了一个叫“口述”的栏目，让故事的真正主角取代惯于并善于展开合理想象的记者主笔，把讲述的权利“交还”给事件的亲历者。第一人称的视角总是显得那么血淋淋的真实——因为熟悉，所以尖锐——语锋向记忆的肌体狠狠切下去，精准而到位，观望的人，轻易就能看见核心，和伤口。
作为阅读者、赏看者而非参与者，我们或许在那些混凝着意识形态，刻意歪曲翻转，或因众口流传而遭遇变形走样的历史书里浸泡得太久，早已对口号式和阉割式的教科书麻木不惊。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说，不真实的叙述其实完全等同于沉默噤声。所以，我们需要找寻一种崭新的方式来替代谎言。
作为日渐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史学”孕育出的一个产物，“口述史”的诞生完全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传说之法的一次重大挑战，也是在叙事范式上的一次革命和创新。过往的历史主要依赖于精英阶层的偏向性和垄断性的书写，而口述史的出现足以打破仅仅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史观，最大的突破在于格外尊重普通人的感情和日常琐事，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让饱含普通人愿望、情感、心态的“微型历史”成为宏大叙事的最好补充，历史的声像图景也愈发多元、丰富起来——从教科书的“一言堂”转向众声喧哗的“百家讲坛”。
20世纪60、70年代口述史在西方各国的兴起自然与当时的社会变迁密不可分。民权运动、反战和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充分调动起普通人的兴趣和参与热情，他们希望通过口述史，用自己的声音，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表明什么是“历史的重要性”，后人也能从中检视出他们的“可敬、可爱和可悯之处”。当然，这一时期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而诞生的打字机、电影、计算机等先进工具为口述史的发展提供了手段上的各种可能性。
对于中国人来说，对口述史的最早认识还是来自于改革开放之后，那些明显带着岁月伤痕的“历史纪实”或“纪实文学”。随之，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史学研究界广泛运用。1998年以《绝对隐私》为代表的一系列揭密现代都市人私密情感状态的作品，因为内容的薄弱，时段的狭窄，虽无法支撑起一段厚重的历史，然而，平常人七情六欲的自我充分表达仍然可以为社会学界研究90年代留下了丰富而详尽的切片。
在人类学尤其是田野调查的实践中，“口述史”也得以广泛使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讲述者的独角戏，项目的执行者（即最后文稿的作者）往往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他者”作用——话题预设、根据访谈进展状况调整问话方式等等，比如出版过一系列口述史著作如《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就爱在口述者的内容后面加上他个人的感悟注释。同时，完成一次精彩的采录，还需要双方建立起彼此信任、友好且平等的关系。所以，对于口述史学者来说，学问之外的社会经验以及特定的客观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种特定学术诉求下的社会信息传播行为，口述史也会面临着技术上的缺陷。从对象选择到文字转换，口述史的生产过程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因为个人喜好、对于创伤的自然规避，甚至是道德失范等方面的原因，那些口述者往往会选择人为地过滤、筛选和裁接信息，出现时空顺序前后颠倒，个人记忆与他人记忆混合等错乱行为，导致信息的传接复制过程中出现断裂和变异，这自然会造成口述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大大降低。
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曾说：“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是真实还原“历史的真相”，还是会陷入各说各话般的“罗生门”，对于口述史学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个涉及心理、欲望、利益、社会阶层等多方面因素交综的难题。
《口述史读本》读后感(四)：关于“口述史”的思考
上周六，我们系举办的第二届·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口述史大赛及赛后的左玉河先生的讲座，刺激了我对于口述史的思考，加之，身边同学正好有一本定宜庄、汪润主编的《口述史读本》，所以我便拿来翻看了前两部分：学术史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今就对阅读的部分，谈谈我自己对口述史的理解。本来，我对于国内的“读本系列”并无好感，文章以编者所持的对于口述史的模糊理解被挑选和组织，并且所选文章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本书中确有若干篇能激发我思考的地方。
对于左先生的讲座，我有多处不认同之处：第一，对于如何获得口述史材料，左先生提出通过同文献比照，判断受访者是否讲了实话，然后通过“追问”等方式使其讲实话，我觉得这种方式太简单粗暴了，好像完全没有顾及到受访者的感受，对其造成的伤害似乎被口述史学者忽略不计，而且对于那些无法同文献对照的地方，如何判断其是否真实呢？第二，对于如何对所获材料进行解释，先生也基本没有回答，难道口述史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的材料？另外，对于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左先生理解也不准确，他将民族等同于少数民族，而且不认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太多的怀疑刺激我要寻找答案，我相信“口述史”绝对不应该是左先生所讲的那样，左先生的看法也许正反映了大陆对于口述史的误解。今就根据《口述史读本》一书中的前两部分的文章，谈谈我自己的感想。
1、何为口述史
编者在“导言”中说，“口述史，按照目前国内学界普遍的解释，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口述史学已经发展到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对往事的简单在线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钟少华在《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一文中对于“口述史学”定义如下：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是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以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访谈者与叙述者合作访谈口述而收集到的相关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可以是录像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不纠结于“口述史”跟“口述史学”的差异，而将其简单理解为“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包括口述回忆和口头传述，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许更有利于下文对于口述史的价值的阐释。
2、口述材料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口述史的价值定位在提供新的史料（非欧洲人和平民）上的话，就会存在太多太多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判断口述史的真实性与否，当然，口述材料都有其史料价值的一面，但口述材料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展示，无疑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各种材料鱼龙混杂，难以分辨。对于从含有强烈的受访者和采访者主观性的口述史筛选出那部分相对客观的史料，是个庞大而常常使人无所适从的工作。所以比较明智的口述史学者将口述史的价值定位在其他方面：“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T.Harry Williams,p4）。许雪姬《台湾口述史的回顾与展望：兼谈个人的访谈经验》一文中认为，口述史既是一种参考资料也是历史本身，“我一向视口述史料为具有补足文字材料不足的功能，并未视其为历史本身。渐渐地我认为这是向当事者直接取得有关个人生平最重要的证言，是由受访者亲自说出、亲自诠释的，视为历史本身谁曰不宜”。“在事实和记忆之间的差异，最终提升了口述资料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它不是由错误的回忆引发的……而是由记忆和想象积极地和创造性地产生的，以便于努力理解重要的事件和更一般的历史”（p15,16）。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来看待人物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首先，在“过去事实”层面上，这三种资料都告诉我们一些过去的事实，等待我们去探索。其次，在社会记忆的层面，人物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都可以被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透过这些材料，学者可以分析个人的时代社会本质，以及一个时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以及与资源分配有关的认同结构。第三，在社会道德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层面，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的作者，能透过这两种写作方式为社会创造新的记忆，为受迫害、被忽略的社会人群争取他们应得的注意、尊重与社会福利（p79）。
总结上述观点，主要有：为研究过去提供新视角；将口述史料视为“历史本身”；由记忆和想象积极地和创造性地产生的口述材料，更有便于理解重要的事件和更一般的历史；口述历史被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据此可分析个人的时代社会本质，以及一个时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以及与资源分配有关的认同结构。在我看来，口述史料是“历史”恐怕已无疑问，关键是我们如何去解释这样的历史呢？
3、口述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我认为《口述史读本》一书中，对于口述史料分析最精彩的文章是王明珂的《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在文章末尾，作者说道，口述历史本身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是历史学者有意识的学术活动。口述历史提供我们的是一种社会记忆或活的历史，它不一定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但它却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因此，研究当代的人如何在社会中选择、扭曲、遗忘“过去”，可能给历史学者一些启发：所有的“史料”都可以当做一种“社会记忆遗存”。以社会记忆的观点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历史学者从此不探求“过去的事实”，而更有更积极的学术意义。让我们去思考，在何种社会结构背景下，但是人需留下这些记忆，以及为何遗忘、扭曲一些记忆。如此，口述历史研究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可以如一面窗子。透过这窗子，能眺望千百年前的人如何建构他们心目中的过去；以及他们的认同、期望与焦虑。学者得以从中探索该时代各社会人群间、个人与社会间一些动态的结构关系，以及其所反映的“史实”(p80)。王先生看到了口述历史在我们理解社会方面的重要价值，并且通过“社会记忆本质”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但是，中国口述史理论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如何而且以何种方式获得口述材料，如何处理其中存在的伦理道德及法律纠纷问题当然很重要，也是口述研究需要不断努力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口述研究理论的发展仍旧非常滞后，难道我们进行口述研究仅仅是获得各种纷繁复杂的原始材料？如何通过这些材料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这些材料可以在哪些方面最好地发挥作用，仍旧是我们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附：我觉得可以把口述资料看做文本，但是要怎样去阐释这个文本呢？与其纠结于是否将其打造成一门独立学科，不如考虑怎样更好地阐释它。对于前人遗留的历史文献，我们只能够去解读，但是对于口述资料，我们不但要去将它制造成“文本”，而且要考虑怎样解读。我们参与了口述资料的制造，这是同历史文献不同的地方，而且，有可能正因为这种不同，能够提供我们对文本解读的新思路，这可能也是口述史对于历史学发展的价值所在。
《口述史读本》读后感(五)：预计会是一篇无聊的读书笔记之《口述史读本》
本周的书是定宜庄、汪润主编的《口述史读本》，属于北大出版社的博雅人文读本系列中的一本。这个系列里还读过一本《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书中按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历史记忆等主题收录了不少在社会史、文化史（或者可以说是历史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好文章，收获颇多，在此也顺便推荐下~
这本口述史里的篇章比较全面地从学术史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经典案例研究等三个部分向读者展现了口述史相关的背景知识与研究过程。对于我这样的门外汉还蛮适合，一方面能就口述史的基本概念、学科发展、研究方法等宽泛的议题形成大致印象，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研究案例，了解到一篇具体的口述史研究究竟会关心哪些东西、写成什么样子。
书比较厚内容很多，这周只看了一半，包括前两部分，以及第三部分的前两篇。虽然一些篇章读起来有些枯燥，但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导言中将口述史定义为一种“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以区别于口传记忆、传记、自传等文学形式或其他口耳相传的文化形式。口述史作为一种“学科领域”，其发展历程与“新史学”同步，具备“新史学”的基本特征（即“自下而上”的角度、特有的“个人性”、使社会记忆成为可能），作为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关注对历史多层次、多方面的把握，倡导学科间的合作。与其他研究同样，口述史研究也包括研究设计、研究现场、资料整理与发表等基本环节，有其相应的道德伦理准则。
第一部分的第一篇是从一本英国历史学概论类的书《史学导论》中节选的章节，读起来很“教科书式”，但里面很多反思性的内容还是很有启发（比读国内的教科书有趣多了…= =）。作者谈到口述史“努力赋予社会史人性的一面”，能提供一种关注平常人、能被平常人所理解的对地方和社区的认识，是一种“民主的选择”；同时，也提到口述史中包含的局限性与危险因素。危险性体现在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的“创造证据”的作用，以及受访者的记忆本身所渗透的随后的经验，这些都是口述史提供的“过去的声音”实则是一种“与过去直接接触的幻象”。另外，即使口述史是对过去的可信的表述，这一表述也很可能是不充分的，口述史对个人经验的强调正体现了它的局限性——社会在历史中的存在并非个体经历的总和，并且“它局限于一种自传模式…几乎无法把握个体经验之外的那些层面的存在”。这一点是我之前没有思考过的。口述史的危险性与局限性则决定了通过它所得到的信息像文字资料一样需要经过批判性评估，需要文字资料与口述资料之间的互动。这里作者也谈到口述资料的所谓“真实性”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口述资料对事实的偏离，消极层面可以视为对历史事实的“扭曲”，积极层面则正好成为社会记忆建构研究的有力证据。
另外，在文章后半部作者也讨论了口述史和口述传统（比如民间传说、神话等）的区别。作为在几代人之间流传、成为集体记忆、集体财富的口述传统也有其不可靠性，它往往作为灌输价值观和信念的手段，或用于确认当前特定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论据，而被不断删减、增添、修饰。另外，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口述传统受殖民主义经历的影响，已原非“原始的话语和印象”。例如，原始民族在随着殖民主义而来的统治精英和教会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新式的学校，使得识字能力、书写能力成为衡量成就和荣誉的重要标准，在书写能力提升的影响下，一些口述传统被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而这些较早形成的文字版本尽管在质量上和内容上良莠不齐，却获得了权威性而被标准化，使原始的传统受到“持续的扭曲”。正是由于口述传统随时间变化而被重塑的可能性较大，作者将其视作研究中较为次要的资料。
总体来说，作者认为历史学家运用口述证据，是在“恢复人类经验的特殊性在历史话语中的核心地位”。而鉴于口述资料仍存在种种局限性，它应被看作一种“新的方法”而非“新的分支”，与文字资料一同被批判性地运用与历史研究过程中。
第二篇篇幅较短，主要谈到口述资料的“历史真实性”问题。给我启发较大的，是作者从口述史研究过程的几个面向，分别阐述了当我们在讨论该类研究所产生的历史“知识”的特质问题时，需要注意的点：在选择访谈对象层面，有“生产面”（研究者的主观状况，如为什么选择特定的主题）和“消费面”（文本制成之后的社会认同，以及该社会认同对后续研究的影响，如政府奖励或资助某个主题的研究）的双重影响，而我们往往容易忽略消费面的作用。在受访者的口述过程层面，口述使受访者脱离原始经验与记忆的模糊混沌，是一个记忆的自我整理过程；同时这些经验也会受到现实情境的影响，被重新诠释和创造。在研究者的资料整理层面，一方面需要面对受访者对自身经验的重塑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将口头资料转化为文字资料的问题（这里包括口语记录与整个情境的差距、口语与文字的差距）。
读下来我的感觉是，口述史的研究似乎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事实与说辞、发问与对答、表达与记录、语言与文字之间互动转换的过程。对于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来说，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也就特别关键。不管研究者将口述资料作为研究“客观历史事实”的佐证，或直接针对资料本身探讨记忆与认同、事实与心态间的关系，如何在呈现研究结论的文本中，也让读者能够分辨出并有足够的空间思考这些关系及其互动，可能就是研究者的功力所在了吧。
第三篇就更教科书了，所讨论的问题在前两篇里大多也有提及，这里就不多说了。值得注意的是，里面归纳了口述史学的特点，即民主性（反“政治史”和“精英史”传统，聚焦普通民众），合作性（受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不再是研究者的“专利”），动态性（受访者对过去的记忆和表述会受到后续经历的影响），跨学科性（几乎包含了全部社会科学，也可能造成历史学不断碎化的负面影响）。另外，文章后半部也简述了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与特点，能看到学科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性。
第二部分总题名是“研究方法”，但读下来感觉里面的几篇文章貌似没有谈到很多研究方法的内容，倒是更多还在讨论口述史的本质、在历史研究中的定位等问题。其中第二篇全文摘录了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伦理律令，口述史领域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伦理准则，因此借鉴人类学的通用行规予以参考。第三、第四篇分别关于台湾口述史研究以及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于我而言思考性的启发不是很大，但提供了不少知识性的内容和相关研究的书目，可供参考，这里就不多说啦。
这一部分的第一篇很赞，虽然多是理论性的探讨，但可以看到作者扎实的实践经验与研究功底。文中作者讨论了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存在的自传、口述历史和传记，所蕴含的历史本质问题。作者认为“社会中，个人和群体都在争着表达自己的存在（即自己的社会重要性）”，“有意义地选择、‘组织’过去，并将其在社会上‘推广’是诠释或合理化个人与群体存在地位的有力工具…‘过去’被选择、强调、争辩，一个社会的本质因此形成或变迁”。由此观点出发，作者分别讨论了自传、口述历史、人物传记的特点，及其形塑过去的方式。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台湾群众集体记忆资料搜集与分析计划”中对1945-1994年在台出版的自传、传记、口述史编目进行量化分析所得出的数据，讨论了“谁在回忆”、“谁被回忆”、“哪些主题被回忆”的问题。于我而言比较有启发性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 作者认为社会特定群体的价值与意识形态会影响口述历史的研究，经由这种研究过程，特定的社会记忆会被强调、创造或推广，在作为“权威”的学术的支持下，它们会成为人们心中的“强势社会记忆”。这里引人思考的是，学术活动本身也是社会行动的一种，虽然它在尝试从一个“客观”、“外在”的立场来研究社会权力分配或价值形态等问题，但学术本身也是权利分配的一部分，并在它行进的过程中影响着它所研究的主体及其环境，让一些事实和观点被强调、被重新诠释，而另一些则被忽视、被遗忘。这些选择性的取向需要我们对学术行动本身进行反思。
2. 关于人物传记，作者认为它结合了自传和口述历史的特点，将原本静态的社会记忆（档案、资料等）转化为动态的社会记忆（可供读者阅读和探论的书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传记的观点往往被宣称是“客观的”，而它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选择性、虚构性的一面常常被人忽略。于是这里就连接到，哪些人，因为怎样的特殊性，会被选择成为传记的传主？这些传记的出版与流传、其所强调的侧重面，又将怎样地影响着读者对传主及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制度环境等的理解？这些表面上看来是叙说过去的传记，可能隐含着怎样的现实目的和意义（例如起源传说对群体凝聚力的作用）？对此，我很赞同作者的观点，即分析一本传记时，同时需要关注到它背后的创造者与推广者的社会背景（如，怎样的个人或团体主导了它的完成，资助方、出版方的背景，研究及初版年代等等），而非仅仅关注到传记内容本身。
3. 鉴于社会本身充满多元记忆的特质，作者认为“由社会记忆塑造的个人认同体系常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或易变的”，这些造成了“社会大众对‘真实过去’的渴求”。作者由此引发了两个问题，即许许多多个人的经验如何形成社会记忆？被这些社会记忆塑造的“社会”的本质如何？对于这两个问题，作者的解释框架是：个人的经历（亲身或非亲身；重复或个别）个人“心理构图”（schemata）形成带着不同的心理构图的个人、群体之间的互动个人建立其社会认同体系集体性的、选择性的“共同过去”形成彼此的认同。在这过程中，个体的“心理构图”受到过去、当前、未来目标等方面的影响和修正，集体的认同也在过程中不断被调整和修正。而社会价值的形成则体现在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对“过去”的争夺，是诠释权、认同、权力之争，“不同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煞他人的记忆”。
可以将作者的观点简称为一种“竞争说”。总的来看是符合作者整体的论证逻辑的，然而读罢也存在一些疑问——是否正如作者所言，每个群体都有“争夺过去”的动机和能力？群体之间（在先前社会互动作用塑造下形成的）权力位差将如何影响着他们进一步的对过去的诠释？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那些长期被压迫、被边缘化、被忽视的群体的过去？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呢？在作者所提出的“竞争关系”中，不同群体对过去的诠释之间又有怎样的相互影响？（所谓“国家意识”或“正统历史”与地方社会观念、民众历史之间，是否只有竞争关系呢？有没有可能，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何种程度上，它们之间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究竟是否存在所谓“更好的社会”？如果存在的话，怎样的历史制作能更有助于达成这样的社会？......
可惜自己从未做过历史学方面的研究，甚至对这一学科还知之甚少，没法解答上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4. 作者最后也提到了作为研究者应有的自觉——“我们是否在某种社会意识的掌控下，定义何者是‘当代或过去重要的任务或事件’？或者定义‘谁是知道过去真相的人’而授予他（她）们诠释过去的权力？…（这样的研究）是否仍然为男性、主要族群、知识阶层、政治权力掌控者所认知的‘过去’，以合理化某种社会现实？”
好犀利的反思啊，读的时候着实感觉被敲了一记警钟。的确，作为研究社会事实、研究人的“学者”，本身就有其特定的立场、权力地位，相对与被研究者来说，往往处在强势。而这一强势却是需要被拷问、被反思的——谁有权利让别人对你诉说他的生活呢？
第三部分是经典案例，主题与前面差别比较大，且只读了两篇，就先不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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